1930年11月14日，长沙识字岭，29岁的杨开慧被押上刑场。那天细雨不断，她没有向敌人低头，却在两次枪击之间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。 杨开慧不是突然走到这一步的。早在被捕前，她已经把家中重要文件烧毁、转移，还给堂弟杨开明写下一封近似遗书的信，托付他照料三个孩子。信中有一句很沉重：她并不怕死，只是放心不下母亲和孩子。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毛泽东转赴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，杨开慧则带着毛岸英、毛岸青和毛岸龙回到长沙板仓。夫妻二人原以为只是短暂分别，谁也没有想到，那次匆匆告别竟成了永诀。 板仓距离井冈山并不算遥远，可在白色恐怖下，两地之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。杨开慧多次设法寻找党组织，却因地下交通屡遭破坏而无法与丈夫取得联系。她只能从报纸上寻找“朱毛”的消息，既为红军的胜利感到振奋，也担心毛泽东随时身处险境。 1928年初，一封辗转而来的信终于到了她手里。毛泽东没有直说所在地点，只用做生意作比喻，暗示自己已经站稳脚跟。杨开慧拿出地图，反复寻找“井冈山”三个字。这个细节很小，却把一个妻子得知丈夫平安后的惊喜与牵挂写得十分真切。 她后来写下《偶感》，其中问丈夫腿上的伤是否痊愈，冬衣是否备好，夜里有没有人照料。信件难以寄出，思念无从投递，只能落在纸上。那些文字并非应景之作，而是一个身处险境的妻子，对远方丈夫最直接的牵挂。 1930年夏天，红军两次攻入长沙，但战事来去匆匆，杨开慧始终没有等到夫妻重逢。有人劝她暂时离开板仓，她却回答：“润之没有让我走，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。”这句话未必华丽，却说明她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于组织任务之后。 同年8月，何键在湖南重新加强“清乡”行动，悬赏捉拿杨开慧。她曾在乡亲掩护下躲过搜捕，可敌人的侦查并未停止。10月24日前后，杨开慧在板仓被捕，毛岸英也一同被带走，保姆陈玉英随后受到严厉审讯。 敌人把希望寄托在她与毛泽东的夫妻关系上，提出只要公开宣布脱离毛泽东，便可以活命。杨开慧没有接受。她说：“死不足惜，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！”对于审讯者而言，这是一句拒绝；对于杨开慧而言，却是早已作出的选择。 狱中的日子并不好过。毛岸英因母亲受苦而哭泣，杨开慧只能压住自己的悲痛，教孩子坚强，还叮嘱他长大后照顾弟弟。陈玉英也没有屈服。敌人试图通过她打开缺口，她始终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愿意承担惩罚，也不愿牵连杨开慧。 杨开慧的亲属曾设法营救。章士钊、蔡元培等人向南京方面发函，国民政府一度电令湖南方面暂缓行刑。可何键担心事情拖久生变，既扣压消息，又制造舆论压力。他需要的不是审判，而是一场能够震慑湖南地下力量的处决。 11月14日上午，杨开慧被押到识字岭。执行者先用两发子弹击中她的后背，她倒在荒草间。原本以为人已经死亡，行刑人员便离开了刑场。中午用饭时，消息传来：人还没有断气。 这一细节，后来由姚楚忠供述出来。奉命返回刑场后，他看到杨开慧仍有微弱气息，草地上满是血迹，双手深深抠进泥土。随后，他再次举枪。关于这段经过，历史材料有不同侧重，但“先枪击、后补枪”的基本情节，成为这起惨案最令人震惊的部分。 按照何键方面的命令，杨开慧的遗体被暴尸三日，意在借此恐吓群众。亲属和乡亲冒险寻找，才在荒草丛中找到她。清理遗体时，人们发现她的手仍紧紧握着，指甲缝里全是泥土。她被换上干净衣服，随后按生前意愿安葬在板仓。 毛泽东从敌方报纸上得知噩耗后，曾写信给杨开智：“开慧之死，百身莫赎。”他寄出三十块银元，为妻子修墓立碑。墓碑上写着“毛母杨开慧墓”，落款为三个孩子。多年以后，他把“娇杨”改作“骄杨”，解释说：“女子革命而丧其元，焉得不骄？”这里的“元”是首、头的意思，并不是在记述杨开慧遭到斩首。 1950年，毛岸英回湖南为母亲扫墓。1957年，毛泽东又接见陈玉英，对她说：“你和开慧同甘共苦，我今天看到你，就像看到了开慧一样。”这些安排没有改变杨开慧牺牲时的结局，却让有关她的遗属、墓地和手稿得到妥善保存。 1982年，修缮板仓故居时，人们从砖缝中发现杨开慧留下的七篇手稿，其中包括《偶感》。纸张藏在墙内多年，字迹仍在，记录着她在风雨年代里的婚姻、亲情和信仰，也让那段被尘封的狱中岁月留下了更具体的凭据。 特别